僚。
通过考核与监察制度的改革，嘉靖初年的官僚管理得到了“强化”，官员的贪腐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，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显着提升。
（三）整顿贪腐与俸禄：规范官僚行为
贪腐是吏治腐败的“核心表现”，而俸禄过低则是官员贪腐的“重要诱因”。明朝自正统年间以来，官员俸禄不断降低，加上“折色制度”（将部分俸禄折算成实物或纸币）的推行，官员实际收入锐减，许多官员不得不通过贪腐来维持生计。嘉靖帝深知“禄薄则官贪”的道理，因此在整顿贪腐的同时，也对官员俸禄制度进行了改革。
1. 严厉打击贪腐
- 重典治贪：嘉靖帝采取“重典治贪”的政策，规定官员贪赃满六十两银子者，一律处死，并“剥皮实草”（将贪官的皮剥下来，填上稻草，悬挂在公堂之上警示后人）。这一严厉的刑罚，极大地威慑了官员的贪腐之心。例如，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，浙江巡按御史陈凤梧弹劾浙江布政使李瓒“贪赃十万两”，嘉靖帝下令将李瓒处死，并“剥皮实草”于浙江布政司公堂，使得浙江官员“人人自危，不敢贪腐”。
- 清查贪腐案件：重用张璁、桂萼等革新派大臣，对前朝遗留的贪腐案件进行全面清查。重点清查了武宗朝宦官刘瑾专权时期的贪腐案，以及地方藩王、权贵侵占土地、掠夺财富的案件。仅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一年，就清查贪腐官员两千余人，追回赃银数百万两，极大地打击了贪腐势力。
2. 改革俸禄制度
- 提高官员俸禄：嘉靖帝下令提高官员的俸禄标准，尤其是基层官员的俸禄。同时，改革“折色制度”，减少实物和纸币的折算比例，增加白银的发放比例，确保官员的实际收入得到保障。例如，将正七品知县的月俸从原来的七石五斗米，提高到十石米，并全部折算成白银发放，使得知县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近一倍。
- 推行“养廉银”制度：在提高俸禄的基础上，推行“养廉银”制度。对政绩突出、品行端正的官员，额外发放一笔“养廉银”，作为对官员廉洁从政的奖励。“养廉银”的数额根据官员的级别和政绩而定，最高可达俸禄的十倍。这一制度，既提高了官员的收入，又激励了官员廉洁从政，有效减少了贪腐行为的发生。
通过整顿贪腐与改革俸禄，嘉靖初年的官场风气得到了“净化”，官员的贪腐行为大幅减少，廉洁从政逐渐成为主流。
（四）以吏治为枢纽：推动经济与军事改革
吏治整顿为嘉靖革新奠定了基础，而经济与军事改革则是吏治整顿的延伸与深化。嘉靖帝以“澄清吏治”为枢纽，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与军事领域的弊政改革，旨在解决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和边患问题。
1. 经济改革：缓解财政危机
- 清查土地，抑制兼并：土地兼并是明朝中期的主要经济弊政，大量土地被藩王、权贵、地主侵占，农民失去土地，国家财政收入锐减。嘉靖帝采纳张璁的建议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清查运动，史称“嘉靖查田”。通过清查，查出被隐瞒的土地达数百万亩，重新纳入国家户籍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。同时，下令严禁藩王、权贵侵占民田，对已侵占的土地一律没收，归还给农民，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。
- 改革赋役制度：针对赋役不均、苛捐杂税繁多的问题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的雏形。将田赋、徭役、杂税等合并为一项，按土地和人丁的多少征收白银，简化了赋役征收流程，减少了官员的盘剥空间。同时，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- 整顿财政机构：对户部等财政机构进行整顿，清洗了一批贪腐的财政官员，建立了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。规定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必须公开透明，每月编制财政报表，上报皇帝审阅。同时，加强对地方